韋安觀點》從清帝國「茶葉、絲綢、瓷器」到中國製造「新三樣」——川習「二度交手」中美貿易戰結局？（上）

200年前清帝國的「茶葉、絲綢、瓷器」，到現在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板」，「新、舊三樣」強勢商品，使中國生產和製造，在全球貿易體系，都成為最有競爭力和最多貿易順差的經濟體。這一轉型，不僅改變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角色，也使得美中貿易緊張局勢無法降溫。二度交手的川普和習近平，在未來的中美角力中，雙方究竟是會選擇全面對抗，還是能夠達成妥協，實現各取所需雙贏的可能？將成為影響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關鍵問題。2024年，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中國以25.45萬億元人民幣的出口總額，實現了7.06萬億元人民幣（約1萬億美元）貿易順差。這一數字，不僅是中國製造業強大競爭力的體現，更揭示了一場全球經濟格局深刻改變的序幕。同時，這個驚人成績背後，也伴隨著中國正面臨，日益加劇的國際貿易摩擦與壓力。歐美主要經濟體，對中國商品的低價、高CP值，攻城略池大舉進入它們的市場，不僅不斷累積貿易逆差增幅，而且衝擊它們的產業生存。已開始表達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和不滿，採取了更高的關稅措施，更嚴的科技限制及投資審查，試圖壓制中國製造業的擴張。同時，新興市場國家如巴西、印度和印尼，也面臨著中國產品壓低本地工業競爭力的挑戰。這些壓力已經將中國，推向了國際經濟和貿易摩擦的漩渦中心。這一現象，讓人不禁聯想到大清帝國，18世紀末、19世紀初，依靠茶葉、絲綢和瓷器，可稱之為「舊三樣」出口主力商品，在當年的全球貿易中，每年獲得巨額的白銀順差。而這種外向型貿易的高度不平衡，最終引發了西方列強的武力干預，改變了清帝國的貿易規則與國際地位。如今，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成為高競爭力、無對手的「新三樣」強勢商品，再次獲取全球市場的主導權。這場「新三樣」與「舊三樣」之間的歷史回響，不僅展現了中國經濟快速躍升，也揭示了新的挑戰：如何平衡巨額順差帶來的機遇與壓力？如何在技術戰、關稅戰，和國際社會聚焦與防堵批評中，避免重蹈大清帝國覆轍？這些問題已成為北京政府當前，無法迴避的核心難題。也將深刻影響，中國經濟和製造業的前景，和國家發展的未來。一、從清帝國「舊三樣」引爆鴉片戰爭，到中國「新三樣」的貿易摩擦十九世紀初，大清帝國以茶葉、絲綢和瓷器，可被稱為「舊三樣」）三大支柱商品，構成以貴金屬白銀為交易基礎的對外貿易格局。因為中國有悠久茶葉種植、養殖歷史，以及絲綢織造和瓷器燒製的技術和規模經濟，清帝國的「舊三樣」商品產量世界第一，且優質價低，成為西方國家市場的搶手貨。清帝國的經濟模式封閉農業內向型，國內市場自給自足，對外國商品幾乎無需求，導致對貿易極度不平衡。「舊三樣」商品出口，為大清帝國每年帶來，高達2000萬到3000萬兩的白銀流入。這種順差帶來財富積累，卻也引發了西方國家對自身的金融穩定憂慮，白銀在巨額貿易逆差中，有去無回不斷流入中國。●200年前，英國帶頭打「貿易戰」現在，與中國帶頭打「貿易戰」的是美國，而在200年前十九世紀初，帶頭與清帝國打貿易戰的則是大英帝國。美英兩個不同時代的世界領導國，都以其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在國際舞台上挑戰中國。十九世紀初，大英帝國雖然經濟總量僅佔全球5-6%，遠低於第一大國清帝國的33%，但它是當時全球「第一貿易大國」，貿易總量佔全球約23%。此外，也是以發明蒸汽機、紡織機等技術革命，成為當時的「高科技大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英國同時還是「第一軍事大國」和「第一工業生產大國」，憑藉最強大的海軍掌控全球貿易路線，決定貿易秩序。其科技和工業生產第一大國的世界領先地位，直到1870年代才被美國取代。然而，即便如此強大的大英帝國，在與清帝國的貿易中卻面臨巨大的逆差。清帝國依靠「舊三樣」商品——茶葉、絲綢和瓷器，每年從英國獲得大量白銀流入，形成龐大的貿易順差。英國對清帝國的出口商品量無法匹配，從清帝國的進口需求，每年約300萬到500萬兩白銀流向中國，填補雙邊貿易逆差。這種情況對英國經濟形成了沉重的壓力，這個「世界第一強國」開始向清帝國非法輸入鴉片，最終在1840年引爆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戰爭結束後，清帝國戰敗，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被迫開放五個港口，割讓香港，並接受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條款，從此失去了對外貿易的主導權。隨後，其他西方列強紛紛效仿，採取軍事手段迫使清政府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徹底改變了清帝國的貿易規則和國際地位，開啟了中國百年的被動時代。●「新三樣」橫掃世界指標意義現代中國以「新三樣」——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重新定義了全球製造業的競爭格局。雖然目前這三項產品僅占目前中國出口總值的約4.4%，但其背後的意義遠超數據本身。它們不僅展現了中國製造的科技價值與競爭力，更預示著一場全球市場無法迴避的變革。中國已從過去的汽車進口國躍升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2023年的出口量已超越日本，成為國際汽車市場的新領導者。同時，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幾乎壟斷全球市場，憑藉規模化生產和技術優勢，主導了全球供應鏈。而在新能源的核心領域，中國鋰離子電池的戰全球市場份額更高達73.8%，出貨量高達887.4GWh，這些成就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新能源技術中的絕對領先地位。「新三樣」的出口優勢在於不僅具有價格競爭力，更反映了中國製造在新科技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應用領先的深厚積累。背後體現的是中國製造業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全面轉型。過去，中國依賴勞力密集型代工產品出口，如家具、服裝和玩具，以量取勝，靠廉價勞力和低技術含量佔據全球市場。然而，「新三樣」的出現代表著中國製造從量變走向質變，依靠技術創新和規模經濟，成為全球市場中無可匹敵的力量。與當初清帝國時期的茶葉、絲綢和瓷器「舊三樣」商品，主要作為消費品不同，「新三樣」代表的是全球產業升級和技術革新的核心產品，不僅附加值更高，還具有對全球供應鏈和產業布局的深遠影響。它們的競爭力更為持久，也成為這兩年中國與美國、歐盟貿易戰、關稅戰攻防的焦點，並成為「中國製造」，衝擊全球貿易和經濟秩序的代名詞。二、再次崛起，「紅色經濟」飛速發展歐洲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在其著作《中國近事》》（NovissimaSinica）中曾寫道，歐洲可以向中國學習社會倫理和政治智慧，而中國可以向歐洲學習科學技術。他相信，如果中、歐能夠取長補短，彼此學習合作，將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大清帝國墜落然而，萊布尼茨的預言在清朝時代並未實現。清帝國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憑藉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享有巨額的貿易順差，但未能向歐洲學習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技術。清帝國作為農業大國，擁有世界第一的經濟體量，卻因「老大的心態」沉浸於自身的優越，未進行工業化的轉型與技術革新。他們可能認為有天下無敵的「舊三樣」商品，就足夠了。當英國發動貿易戰，並以武力引發鴉片戰爭後，清帝國的經濟秩序和國際地位遭到重創，加之內部如太平天國等動蕩混亂，已無力學習歐洲技術，最終導致經濟地位和綜合國力的急劇衰落。在1800年，當清帝國仍是全球經濟總量的第一名，GDP佔全球約33%。然而到1900年，其全球排名下降至第四，經濟總量僅佔6-7%。這是工業化浪潮中未能完成轉型的直接結果，從全球第一經濟大國，淪為被動挨打的落後國家。與之對比的是，現代中國1949年共產黨建立北京紅色政權後，最初的三十年因為錯誤的政策和內部鬥爭經濟裹足不前，但自1980年代起，開始全力發展經濟，並以向世界學習為戰略目標。●「紅色帝國」經濟崛起雖然，中國共產黨信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道路，但其權力結構仍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的影響。清帝國採取的是皇帝制，由一人說了算的獨裁專權；而共產黨則發展出一種由幾名政治局常委，構成最高權力核心的「集體集權制」。猶如古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theGreat公元306年到337年），建立的權力機制，由一位皇帝掌握最高權力，並設立多位副皇帝，以輔助治理並保障政權的穩定。中共最高領導人，在幾名政治局常委輔佐下，分工合作治理人口世界第一多國家，有效促使「紅色帝國」經濟快速崛起。金字塔式中央集權體制，在中國歷史中有著深厚的傳承，這些共產黨人享有發號施令的絕對權力，然而與清朝不同的是，他們有向西方學習，和對外開放的積極意願。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早在1920年，16歲時就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他希望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動力。然而，限於現實的經濟壓力，他大多只是在勤工打工，而沒有能儉學上學。他當過橡膠廠工人、鋼鐵廠學徒、機械工廠操作員和造船廠的工人。在這段期間，他學到了一些實務的製造業技術，沒有學到理論學科，但可能領會到法國那種開放自由的思想精神。1978年，鄧小平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推動了歷史性的「改革開放」政策，主張一切向西方學習。鄧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學習市場經濟和管理模式，並鼓勵中國的專家學者和學生到歐美留學，促進了中國的「留學潮」。他還開放了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設立經濟特區吸引西方投資，開放市場，通過合作來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和經驗、「改革開放」成效卓著。1980年，中國的名義GDP僅位居全球第十一位，工業生產總量僅佔全球的6%。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中國通過向西方學習技術，開放市場、引進外資，實現了經濟的跨越式增長。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約6.09萬億美元，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年，日本的GDP約為5.75萬億美元，而美國則以約14.99萬億美元的GDP位居全球首位。當年，中國GDP約為美國的40.6%。2024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推算，美國GDP為28.78萬億美元。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24年中國的GDP為134.9萬億元人民幣，按照平均匯率7.1217換算，約為18.94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65.8%。三、中國製造衝擊「世界秩序」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發布的《2023國際工業統計年鑑》，2022年中國的製造業產值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MVA）的30.7%，位居世界第一。美國以16.1%位居第二，日本以6%位居第三。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的製造國，佔全球MVA的4.8%。隨著中國經濟和製造業的崛起，這一改變也反映在貿易領域。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1980年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563億人民幣（約115億美元）。到2000年增至4743億美元；2010年進一步攀升至29740億美元；2022年達到63038億美元，顯示了數十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顯著增長。2022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為8768億美元。2023年，進出口總值為41.76萬億元人民幣，總順差為5.78萬億元人民幣，合8122億美元。2024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3.85萬億元人民幣，順差7.06萬億人民幣，合9921億美元。遠遠超過美國、日本和德國，以往貿易順差巔峰的歷史記錄。（匯率以1美元兌7.12人民幣）美國在1947年戰後，巔峰期貿易順差僅為120億美元（現值約1300億美元），日本在1993年最高960億美元貿易順差（現值約1850億美元），也僅是中國的五分之一。2017年，德國作為歐洲製造業的代表，達到3260億美元的順差巔峰，但仍遠不及中國如今規模三分之一。然而，中國經濟崛起的背後也隱藏著挑戰，其強勢順差貿易和過剩工業產能，已嚴重衝擊「世界秩序」。中國出口持續快速增長，2024年貨物出口額同比增長超過12%，遠高於全球貿易增速的3%。這種強勢出口模式支撐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但對美國和幾乎所有其它其國家的出口市場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歐盟與中國的貿易也有顯著的不平衡：歐盟每出口1美元商品至中國，卻需從中國進口價值2美元的商品。導致歐盟去年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2470億美元；相比之下，歐盟對美國的貿易則保持順差，約為2400億美元。根據中國與非洲的貿易總額數據，2023年雙邊貿易總額達到2800多億美元，其中中國對非洲出口約1700多億美元，自非洲進口約近1100億美元，產生了約63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而與此同時，非洲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卻普遍保持順差，表明中國在全球貿易中不僅占據著強勢地位，還以其製造業優勢改變著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格局。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CFR）的高級研究員布拉德·塞瑟（BradSetser）指出，中國這種高度增長的出口模式可能難以持續，並且將對全球出口格局造成深遠的影響和潛在的嚴重衝擊。另一方面，中國過剩的工業產能和低價策略，對全球工業生產造成衝擊，許多國家的工業生態和就業市場受到創傷和深遠影響。而中國製造「新三樣」——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其綜合優勢在全球市場上形成了無法撼動的競爭力，未來不僅將創造更多的貿易順差，而且衝擊，甚至消滅掉其它國家的汽車、綠色能源相關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