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安觀點》《體制與路徑之爭——中美全面博弈：合作共贏還是兩敗俱傷的抉擇》

——從新能源三大件到無人機、機器人、AI產業，中美展開一場非傳統意義的新較量 這場較量，已持續近八年時間。 自2018年川普(Donald Trump)對華啟動貿易戰以來，中美競爭從關稅摩擦延伸至科技封鎖、供應鏈重構、政治體制與發展路徑對壘等多個層面，並在拜登(Joe Biden)政府時期升級為AI晶片全面管制與去風險化戰略。如今川普重新入主白宮，這場競爭邁入全新階段。 八年來，美國在AI技術與高端晶片領域保持領先優勢，英偉達(NVIDIA)市值一度突破4兆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科技公司，OpenAI估值飆升至800億美元，其ChatGPT生態系統快速擴張。然而中國並未如外界預期那樣崩潰，反而透過大規模產業政策投入，在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板等領域建立了產能優勢，雖然這種模式也帶來產能過剩與債務積累的隱患。華為在制裁重創後展現一定韌性，中國AI企業如深度求索(DeepSeek)正快速縮小與美國的技術差距。2024年全年貿易順差超過1兆美元，對美貿易順差依然維持約3000億美元規模，但內需疲軟、房地產危機持續等結構性問題仍然嚴峻。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美國聯邦債務已攀升至36兆美元，利息支出已超過國防預算。 核心問題在於：中美兩國是在競爭中實現共同發展，還是因對抗而相互拖累？這場政治體制與發展路徑的競爭能否轉向合作共贏，還是將陷入兩敗俱傷的困局，反而讓歐洲等第三方從中獲益？ 一、政治體制較量，超越冷戰模式 ——不是冷戰，而是治理模式的長期博弈：中美競爭新邏輯 中美當前博弈已非傳統冷戰式意識形態對抗，而是從政治體制效率到科技產業推進的實力較量。中國依託集中統一的政治體制與長期國策推動產業升級，但也面臨決策糾錯機制不足、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等挑戰。美國則在川普重新執政後，繼續面臨政治週期短視與利益集團掣肘的制約。這場競爭的核心不再是誰的理念更響亮，而是哪種政治體制更能在承受內外壓力的同時，持續推動長期發展。 二、中國發展路徑的新動能：從GDP導向到創新驅動的轉型困境 ——官僚體制的產業驅動轉型與其結構性矛盾 中國的官員考核體系正從過去單純看GDP增長、比拚基建規模，逐步轉向以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為核心指標，但這種轉型並非一帆風順，也帶來新的結構性問題。 自2015年「中國製造2025」戰略啟動後，政績考核與產業成果逐步掛鉤。地方政府如合肥透過政府引導基金投資京東方與蔚來汽車形成產業集群，深圳憑藉「先行示範區」政策強化創新考核指標，扶持比亞迪、華為等企業完成關鍵產業佈局。然而，這種模式也導致地方政府過度舉債、重復建設與資源錯配問題加劇。 在中國官僚體制設計中，推動新興產業已逐漸成為仕途晉升的重要砝碼，但政治錦標賽的競爭機制也容易催生政績工程與短期行為，特別是在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加劇的背景下，產業政策的可持續性面臨考驗。 三、美國政治體制的內耗困境與利益綁架 ——川普重新執政下的政策連續性挑戰 川普重返白宮後，美國的政治體制依然面臨選舉導向決策與利益集團綁架路徑的老問題。雖然共和黨對華強硬立場相對一致，但在具體政策執行上仍受到不同利益集團影響。 特別是在新能源與技術轉型方面，美國政客高度依賴傳統能源與既有工業體系的政治獻金，使政策容易陷入遲滯，進度不如預期。川普重新強調「Drill, baby, drill」的能源政策，反映出其與傳統能源利益的深層綁定。 科技進步與政治體制掣肘之間的矛盾，正導致美國在產業落地與戰略執行上呈現結構性遲滯。面對高達36兆美元的聯邦債務與利息支出已成為財政最大壓力來源，美國政府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可支配資源正遭擠壓。 四、中國「新三樣」的集中突破與結構性風險 ——從電動車到太陽能板的產能擴張及其代價 「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與太陽能板——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模式在產業培育中的成效，但也暴露出產能過剩與可持續性發展的深層隱憂。 在電動車領域，中國2024年出口量達到200萬輛，佔全球電動車出口約60%。比亞迪單獨出口超過100萬輛，在歐洲、東南亞、南美等市場快速擴張，但面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技術壁壘加強的挑戰，國際市場准入日趨困難。 鋰電池方面，中國企業寧德時代、比亞迪、億緯鋰能等佔據全球約70%的市場份額，但產業鏈高度集中也帶來供應鏈安全風險。2024年中國鋰電池出口額達到611億美元，其中動力電池佔比超過80%，然而國內鋰電池產能利用率不足60%，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行業整體盈利能力下滑。 太陽能板領域，中國光伏組件出口量全球領先，製造鏈市佔超80%。隆基綠能、晶科能源、天合光能等企業控制了完整產業鏈，2024年太陽能產品出口額超過600億美元，但行業內價格戰激烈，多家龍頭企業出現虧損，產業集中度雖高但盈利模式脆弱。 除了「新三樣」，中國在無人機和機器人領域同樣表現突出。大疆無人機透過技術積累與政策支持，佔據全球民用市場超過七成份額，但在軍民融合政策下也面臨國際監管趨嚴的壓力。在工業機器人方面，中國企業如埃夫特、新松機器人等快速發展，2024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產量佔全球50%以上，服務機器人出口額超過200億美元，但核心零組件仍高度依賴進口。 這些產業的快速發展得益於政府十年戰略佈局，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階段性成效，但也反映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對政府主導與債務驅動的高度依賴，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與創新生態仍有不足，長期可持續性面臨考驗。 五、華為與AI競賽：韌性背後的現實挑戰與技術追趕 ——從制裁衝擊到復甦反彈的複雜圖景 華為在美國全面制裁下的表現體現了一定的體制韌性，但復甦過程也暴露出結構性局限。2019年遭美國全面封鎖後，華為營收從2020年歷史最高峰的8914億人民幣跌至2021年的6368億人民幣，跌幅達28.6%。在國家產業政策支撐下，華為2023年開始反彈至7042億，2024年增長22.4%至8621億，基本恢復到歷史高位水準。 然而，華為的復甦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國際市場份額大幅萎縮。其在5G基建、智慧型手機等核心業務領域仍面臨技術升級瓶頸，特別是在高階晶片製程方面的劣勢短期內難以彌補，對先進製程晶片的依賴仍然嚴重。 在AI領域，深度求索(DeepSeek)在2025年1月推出的DeepSeek-R1模型表現引人關注。根據最新基準測試，DeepSeek R1在特定領域已達到與OpenAI o1相當的水平，在數學推理任務AIME 2024中得分79.8%，略高於OpenAI o1的79.2%，在MATH-500測試中更是達到97.3%的優異表現。儘管在成本控制方面具備顯著優勢，API定價僅為OpenAI的二十分之一，但在商業化應用生態建設、多模態能力與整體穩定性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更重要的是，DeepSeek的技術突破主要依靠開源策略與政府資源投入，其商業模式的長期可持續性與國際市場競爭力仍有待驗證。 六、對抗的代價與歐洲等地的戰略機遇 ——封鎖政策的雙刃劍效應與第三方獲利 美國的科技封鎖策略雖一度有效，但也帶來自我損失。英偉達無法向中國出貨最先進AI晶片，失去重要營收來源；ASML在歐洲遭受政治壓力限制對華出貨，供應鏈分裂加劇全球成本。 中國則加速推動去美化進程，從晶片架構、先進封裝、AI框架到超算系統，全面推動替代方案，但技術追趕需要時間與巨額投入，短期內仍面臨關鍵技術環節的瓶頸風險。 這種對抗為第三方創造了戰略機遇。歐洲企業在AI治理標準制定、綠色技術標準、數位主權政策等領域正在崛起，當中美忙於相互制衡時，歐盟可能在新興產業標準制定與市場開拓中搶佔先機。 如果中美對抗持續升級，雙方不僅要承擔巨大的經濟與技術成本，還可能讓其他國家和地區從分化中獲利。美國3000億美元的對華貿易逆差依然存在，36兆美元的債務負擔日益沉重；中國則面臨內需不足、產能過剩與地方債務等結構性挑戰，這些都是對抗策略需要考慮的現實成本。 七、雙贏還是雙輸？競爭與合作的現實選擇 ——政治體制較量下的合作空間與風險評估 真正的競爭不在意識形態高度，而在政治體制韌性、產業整合能力與對長期挑戰的承載力。中美兩國都有各自的體制優勢與結構性弱點：中國能將國策轉為具體激勵，形成集中突破的動能，但也面臨債務積累與創新生態不足的挑戰；美國在基礎創新和市場化配置方面仍有優勢，但政治週期短視與利益集團掣肘制約了長期戰略執行。 關鍵問題是：這種競爭能否在良性軌道上進行？如果雙方能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AI安全等全球性議題上找到合作空間，政治體制與發展路徑競爭就能推動雙方在競爭中共同進步。如果走向全面對抗，不僅會拖累彼此發展，消耗巨大資源，還會讓其他國家從分裂中獲利。 最終勝出的，不是道德制高點的擁有者，而是能夠在競爭壓力下持續推動技術創新、培養產業競爭力、維持社會動員力，同時又能與世界其他國家保持良性互動的一方。中美若能在激烈競爭中找到合作的平衡點，避免零和博弈的陷阱，這場歷史級對決也許可以走向雙贏而非雙輸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