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安觀點》人民幣VS美元「世紀貨幣大戰」：從MERS理論到貨幣戰三階段預測大結局？

從關稅開火到制度重組，一場穿透全球金融深水區，「中美被信任之戰」正全面展開。 這不是，從2025年才開始的一場戰爭！ 2025年4月2日，川普總統重返白宮後不到百日，對中國商品宣布啟動全面懲罰性關稅，以「對等課徵」為名，將稅率從54%、104%，一路上調至145%。美國貿易代表署表示：「這將是歷來對中國最廣泛、最激烈的關稅反擊。」 中國並未立即對應，但在短短一週內迅速升高反制節奏，於4月11日宣布將對美商品關稅提高至125%，涵蓋汽車、農產品與晶片零件，強調「堅決回應不對等壓力」。 但這場戰爭，早已不再是簡單的「貿易摩擦」或「關稅報復」。真正的戰場，正悄然轉移至貨幣體系的深水區：制度信任、清算機制、國際儲備與經濟主權。 這並不是第一次中美之間的經濟交鋒。早在2005年，美方曾長期批評中國「操縱匯率」，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貿易逆差；但到了2023年，美國戰略已全面轉向——不再是讓人民幣升值，而是讓中國「無法升值」，讓其經濟失去貨幣信用的支撐基礎。 這是一場由上而下的制度消風。從科技封鎖、供應鏈斷裂，到貿易制裁與出口限制，美國的真正意圖不只是切斷產品流通，而是試圖讓人民幣成為「不被信任的貨幣」，讓中國制度成為全球市場的「風險來源」。 但中國並非毫無準備。 早在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打、華為遭禁之時，北京就已開始思考：如果美元體系不再安全，如果清算網絡可以成為武器，中國是否應該建立一套「能在美元崩潰時繼續運轉」的備援制度？ 這就是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新貨幣冷戰」的制度對撞，也就是中美貨幣大戰的核心。 這場戰爭的真正本質，不是貿易盈虧、也不是匯率高低，而是制度信任的再分配，是全球金融秩序一次深刻的信任重組。而這場重組，不會用軍事完成，也不會透過談判結束，而是透過貨幣與制度，慢慢寫入世界的新默契中。 一、中國的制度備戰：從科技圍堵到金融預警 ——2018–2022 這場中美制度型對抗的最早伏筆，並不在金融戰場，而是在科技與貿易的雙重封鎖中悄然展開。 2018年3月，川普政府首次針對中國鋼鐵與鋁製品加徵關稅，正式拉開了中美貿易戰的序幕。緊接著6月，美國對總值500億美元的中國高科技出口商品開徵額外關稅，理由是「保障智慧財產權」與「打擊技術轉移」。這並非單一產業衝突，而是一場針對中國產業升級與國家戰略的系統性圍堵。 真正觸發北京警覺的，是2019年美國商務部對華為祭出的出口禁令——這不僅讓中國科技巨頭面臨斷鏈危機，更標誌著「制度信任危機」的開端。當晶片、伺服器、EDA軟體等關鍵技術可以被美方一紙命令切斷，中國意識到：全球化的供應鏈背後，是被少數國家所控制的制度鎖鏈。 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全球，中國內部開始推動「雙循環戰略」，試圖讓國內市場成為經濟增長主引擎，減少對外依賴。然而，疫情只是催化劑，真正驅動這一轉型的，是對制度風險的戰略預判。 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國與歐盟宣布將俄羅斯排除出SWIFT清算系統，並凍結其約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是冷戰結束以來，西方首次全面動用金融制裁武器。中國觀察到，作為全球第三大儲備國的俄羅斯，在一夕之間被「制度切斷」：清算受阻、儲備被鎖、對外交易陷入癱瘓。 北京立刻從這場「制度核彈」中學到關鍵一課：在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下，任何儲備、清算與貨幣交易，都不再是純粹經濟行為，而可能成為政治工具。 這些事件不僅加深了中國對金融體系安全的危機感，也迫使決策層啟動制度層面的「去美元化備戰」：從本幣清算、黃金儲備、能源結算，到跨境支付通道的自主建設，一套「面對美元體系潰敗時的制度存活機制」，開始在幕後靜靜推動。 這一階段的制度備戰，尚未引起西方全面注意，但它已在政策層面深刻改變了中國對全球經濟體系的風險認知。 不是為了挑戰美元，而是為了有能力在美元系統失效時，不至於沉沒。 二、制度對抗的展開：清算、能源與本幣圈三線佈局 ——2022–2024 如果說2018到2022年是中國在應對「外部制裁風險」下逐步形成制度警覺的過渡期，那麼2022年之後，便是全面推動制度性備援的實質啟動階段。 俄羅斯被逐出SWIFT系統的震撼效應尚未平息，中國立刻在三條戰略路徑上同步展開制度性部署：清算體系的自主化、能源結算的去美元化，以及本幣圈的地緣化擴張。 第一線：清算系統的戰略備援——CIPS的全面升級 中國自2015年啟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原本僅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配套工具，但在俄烏戰爭後，北京將其視為「制度生命線」重新定位。 2022年以來，CIPS連續升級擴容，截至2024年底，已有超過1,300家中外金融機構接入，遍及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雖然其日均結算規模尚不及SWIFT的十分之一，但其意義不在規模，而在「不中斷」。 CIPS的存在，是為了在全球金融體系出現斷裂時，為人民幣提供一條獨立於西方清算體系的替代路徑。對中國而言，這不只是結算工具，而是一個制度保險箱。 第二線：能源市場的貨幣選項——人民幣進入石油與天然氣領域 2023年3月，中國與阿聯酋正式簽署人民幣結算的天然氣合約，震動市場。同年，沙烏地阿拉伯亦同意接受人民幣作為部分石油出口的結算貨幣。這些舉措標誌著「石油人民幣」從倡議走向落地。 配合香港金管局與中國人民銀行主導的「mBridge」跨境數位貨幣結算平台實驗，中國試圖建立一個以人民幣為錨、可對接多國央行的去美元化能源交易通道。其背後邏輯很清楚：能源是全球最剛性的交易需求，也是貨幣信任最具槓桿力的場域。 第三線：地緣貨幣聯盟的試行——人民幣本幣圈的實體擴張 在清算與能源之外，中國加速與新興市場建構「本幣互換機制」，強化人民幣在區域經濟中的實體流通能力。 截至2024年，中國已與阿根廷、巴西、印尼、俄羅斯、南非等超過40個國家簽署本幣互換協議。這不只是金融協議，更帶來實質操作案例。例如，2023年阿根廷在外匯告急的情況下，直接動用人民幣進行進口支付，並由人民幣補貼其央行儲備，開創南美本幣清算的先例。 這三線佈局雖然分散，但背後是同一個目標——建立一套在全球美元體系失靈時仍能獨立運作的「中國式制度備援網絡」。 不是為了接管世界，而是為了不被世界斷鏈所吞沒。 三、貨幣戰的三階段演進：升值、脫鉤、制度 ——2005–至今 如果說制度建設是中國的戰略防禦，那麼貨幣本身，就是這場對抗的正面戰場。從2005年中國取消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開始，貨幣便成為中美博弈的核心議題之一。而這場博弈，並非線性推進，而是呈現明確的三階段演進邏輯： 第一階段：升值型貨幣戰（2005–2015） 這是一場典型的匯率爭奪戰。美方長期指責中國「操縱匯率」，故意壓低人民幣以換取出口順差；而中方則以匯率穩定為理由，採行有管理的浮動機制，逐步放寬匯率波動幅度但未完全市場化。 這段時期的貨幣戰，本質上是針對價格的攻防——讓人民幣升值或穩定，以改變雙邊貿易結構與全球資本流動。 但這一階段，美方的目標仍是「重估人民幣」，並未觸及中國貨幣的制度性根基；而中國亦樂於藉由漸進升值來緩解壓力、吸引外資、推動改革。 這是雙方仍能透過談判調整的「貨幣博弈期」。 第二階段：脫鉤型貨幣戰（2018–2022） 自2018年川普政府啟動關稅戰後，貨幣戰的性質出現根本轉變——不再是讓人民幣升值，而是意圖讓中國經濟失去升值的條件。 美國從單一匯率議題轉向整體經濟打擊：以關稅懲罰中國出口；以技術封鎖阻斷中國高端產業升級；以金融制裁切斷中國企業的海外融資與結算空間。 這是一場試圖「拔掉人民幣制度支撐」的戰爭——當出口下滑、資金外逃、人民幣承壓，美國希望的是：中國自陷貨幣崩壞的惡性循環。 中國則在這一階段初步感受到「制度信任」的重要性，開始推動雙循環、自主科技與外部儲備多元化的戰略準備。 這一階段，是中美貨幣對抗的「制度裂解期」。 第三階段：制度型貨幣戰（2023–至今） 進入2023年後，貨幣戰的邏輯已不再只是匯率或出口盈餘的爭奪，而是全面升級為制度信任與體系選邊的地緣金融對抗。 美方利用SWIFT、金融監管、制裁網絡與美元結算體系，將「金融中立性」轉化為「政策武器化」，讓全球意識到：貨幣不再只是經濟工具，而是戰略槓桿。 中國則透過CIPS、mBridge、黃金儲備、本幣貿易、數位人民幣等手段，嘗試重建一個能夠承擔衝擊、繞過美元的制度性備援系統。 在這一階段，貨幣戰的核心變成了制度選擇與信任重建： •誰掌握未來清算權？•誰的貨幣能在危機中依然被接受？•誰的制度能提供多數國家足夠的「金融安全感」？ 這是貨幣從價格競爭走向制度價值競爭的「深水階段」。 四、重新定義貨幣信任：MERS理論的提出 當貨幣戰從價格層次進入制度深水區，傳統的貨幣理論便開始顯得力不從心。過去，我們衡量貨幣價值的方法，多半圍繞三大模型展開： 一是購買力平價理論（PPP），試圖以各國物價水準衡量匯率是否「合理」；二是貨幣數量理論（QTM），認為通膨與貨幣供給的變化構成核心關聯；三是美元霸權理論（DollarHegemony），認為美元的地位建立在石油結算與美國軍事、科技、制度的綜合優勢之上。 但當美元本身的信用開始動搖、SWIFT體系變成制裁工具、金融儲備不再安全，這些理論也逐漸難以說明全球金融秩序的演變邏輯。 這正是我們提出簡明新架構——MERS貨幣新理論——MonetaryExchange「貨幣交換」Reliability「可信度」或「可靠性」Support「支撐」與「制度基礎」，意即「貨幣交換可信任支撐理論」）的背景。 其核心假設很清楚： 在制度失衡與全球信任退潮的年代，貨幣的價值不再取決於央行聲明或利率調整，而是取決於一整套可持續、可兌換、可被信任的制度支撐網絡。 這套制度信任架構，可用三個關鍵面向來衡量： 1.價值創造（ValueCreation）貨幣的根基不在印鈔機，而在其經濟體是否能持續輸出全球需要的實體價值。美元靠科技與金融，人民幣則強調製造鏈與能源資源。 2.制度穩定（Stability）關鍵不在當下可用，而在是否「明天也能被信任」。這取決於制度的承壓力、透明度與政策調整能力。 3.使用可靠性（ReliabilityofUse）國際是否願意用這種貨幣，不只看清算技術，更看制度接入與危機時的替代能力。誰的貨幣能在斷鏈時繼續被使用，誰就具備真正的信用。 總結來看，MERS理論的三大支柱（V,S,R），對應的正是當代貨幣信用的三大考題： •你是否真正創造價值？（而非靠信貸堆高金融泡沫）•你的制度能否承壓不崩？（不因政局或危機瞬間失信）•別人是否有動機與能力，願意在制度斷裂時繼續用你？ 這些，才是中美貨幣戰真正的決勝點。 五、MERS三大指標下的中美元體系比較 首先，在價值創造層面，中國貨幣體系以第二產業為核心支撐。製造與工業佔其GDP比重約27%，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與基礎設施能力，長年輸出大量實體商品，特別面向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南方市場。同時，中國在第一產業上亦具備一定糧食與能源儲備能力，支撐其供應鏈安全與戰略自主。 相較之下，美國則以第三產業為主，佔GDP超過75%，主要集中於科技平台、金融資本、專業服務與文化輸出。第二產業自1980年代後逐步萎縮至約11%，大量製造外包至亞洲與墨西哥，第一產業則具出口規模但僅佔極小就業比重。美國的貨幣價值背後是全球化資本市場的信心，而非大規模實體供應。 其次，在制度穩定與風險韌性層面，中美各自承受的壓力日益放大，但來源與體質結構不同。 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債務槓桿與制度分裂：2024年底，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突破36兆美元，年利息支出超過1.2兆，甚至高於國防預算。聯邦預算僵局與政府關門危機頻仍，加上國內政治極化、社會共識崩潰，導致市場對其制度可預期性產生疑慮。 然而，美國制度的強項仍不可忽視：包括資本自由流動、法律與監管體系的全球性主導權，以及美元結算網絡與軍事安全聯盟所延伸的戰略信用。 中國制度的穩定性則呈現出另一種結構性特徵：雖然其治理模式以高度集中與政策協調能力為強項，具備迅速動員資源、調整方向的行政優勢與完整工業體系，但內部挑戰也日益顯現。地方政府總債務已突破96兆人民幣，部分地區隱性債風險高企；青年失業率長期超過20%，對消費與人口預期構成壓力；房地產市場持續疲弱，2023年以來的債務違約潮波及金融體系；加上資本帳戶尚未完全開放，制度透明度與外資信任仍待建立。 這些因素雖使中國在國際金融評價上面臨壓力，但其政策工具箱與戰略調控能力，在短期內仍展現出一定的穩定韌性。 最後，在國際使用可靠性上，美元仍是無可取代的全球主軸。截至2024年，全球外匯儲備中超過58%仍為美元；90%以上的跨境結算仍透過SWIFT完成，美國的清算能力與全球支付網絡依舊強大。 但這一強勢也伴隨成本。SWIFT與美元結算機制在對俄羅斯與伊朗等國實施制裁後，開始被其他國家視為「戰略風險點」。制裁工具化與金融安全非中立化的趨勢，促使新興經濟體尋求「備援方案」。 中國則積極部署一套制度性替代路徑，試圖在美元主導體系之外建立金融自主性。截至2024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已接入超過1,300家金融機構，覆蓋亞洲、非洲與拉美；與40多國簽訂本幣互換協議，在阿根廷等地已有實際清算應用；同時推進mBridge數位貨幣平台、人民幣能源結算與黃金儲備佈局，構築一套不依賴美元的制度備援網絡。 雖然人民幣尚未取代美元，但在「區域備援體系」與「去美元信任圈」中逐漸建立存在感。 六、結語｜誰的制度還能被信任？世界將在貨幣中作答 中美兩套貨幣體系，已不再是單純的金融競賽，而是一場深層制度信任的壓力測試。美元憑藉其強大的清算網絡、法治架構與全球軍事聯盟，仍穩居核心地位；但其背後的國內債務、政治分裂與制度信心正在侵蝕這一優勢。 人民幣則透過製造鏈、資源掌控、本幣圈與跨境清算等制度備援，在區域與危機場景中逐漸累積信任。但中國同樣面對地方債務高達96兆人民幣、房地產債務違約與青年失業率超過15%的現實挑戰，國際信任尚未真正破冰。 從MERS理論三大支柱——價值創造（ValueCreation）、制度穩定（Stability）、國際使用可靠性（ReliabilityofUse）——來看，這場較量不在於誰主導，而在於誰更不容易出錯，誰更能在衝擊中保持制度韌性。 未來三年內，全世界將用實際行動來回答這場制度信任之爭：各國央行將選擇儲備哪種貨幣、跨境結算將依賴哪個體系、危機下的資金將信任誰的制度作為避風港。 這場貨幣大戰的勝負，不需要等十年，甚至不需要等兩代人的觀察。答案，很可能就在川普接下來這個不到四年的任期內，逐步揭曉。 誰的制度能穿越風險、贏得信任，誰的貨幣就能在全球金融新秩序中生存下來。 這，就是制度時代的「貨幣冷戰」，也將是歷史對制度可信度的實戰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