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對等關稅戰」正式開打,台積電屢被美國要求加碼投資,這已不再是單純的企業策略選擇,而是牽動台灣國安與產業命脈的重大訊號。我們真正憂慮的,不僅是台積電本身的布局,更是整體供應鏈是否將在壓力與誘因交織下,逐步被引導出走,導致台灣優勢產業根基出現結構性鬆動。
未來,留在台灣的廠商將面臨高稅率所帶來的競爭劣勢;而選擇赴美投資,則需承擔高成本與戰略依附風險。這不再只是某家企業的選擇問題,而是國家層級的整體戰略抉擇。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智慧與共識,來回答那個關鍵命題:保住產業,就是保住台灣?
一、「台積電為何赴美,從來不是可選擇的問題」
近年來,台積電赴美設廠引發大量政治爭論,尤其川普重返政壇後,在野黨將此視為執政者「放任出走」的證據。然而,這種批評往往忽略了地緣現實的本質。台積電的外資持股超過七成,關鍵製程技術與設備依賴美國所供應,無論是EDA工具、先進封裝技術,或是光刻設備,皆受制於美方政策。
若拒絕配合,美國完全有能力一紙命令切斷技術供應,這不是任何政黨可以左右的選項,而是台積電在全球地緣經濟架構下的「技術人質」處境。與其爭論誰讓它出走,不如問:下一波會被帶走的,是哪些?
二、不只是台積電,還有整批產業群被逼著出走
台積電的出走只是開端,真正需要警覺的,是其所牽動的一整組產業聚落。與其同步移動的,首先是高度仰賴台積電製程的封裝、測試、載板與設備供應商。這些上游支援產業若無法貼近主廠設施,將難以達到技術協同與時效同步,形成競爭劣勢,故不得不一起赴美設廠。
但更大的風險來自另一批並非台積電體系的電子產業領域,包括高階散熱模組、中高階被動元件、音效與通訊晶片等。這些台灣長年培養出來的全球領先產業,雖未與台積電形成直接共生關係,卻同樣受限於整體出口稅率與國際市場競爭條件。一旦失去價格優勢,又無法獲得美方赴美投資的補貼或豁免待遇,便可能逐步被逼往美國發展,形成連鎖外移效應。
2025年,美國以「對等關稅」為名,對台灣課徵32%的出口稅率,遠高於韓國的26%與日本的24%。台灣對美順差雖比日本多27%、比韓國多12%,卻在稅率上被課以遠高於兩國的負擔。這種差距已讓台灣在與日韓的出口競爭中處於劣勢,美國此舉不僅是平衡貿易,更可能是策略性手段,藉由稅負壓力迫使台灣產業放棄本土優勢,轉而配合其再工業化與供應鏈重構計畫。
這種趨勢之下,無論是台積電的技術生態系、還是非關聯的高附加價值產業,都已站上「不去難生存,去了難回頭」的十字路口。
三、五大產業聚落的戰略分流:誰應去?誰應留?
我們有必要重新盤點五大電子產業聚落的國際競爭結構與與台積電的關聯密度,進行戰略分流與定位。部分產業確實需要與台積電同步出海,但更多產業應設法堅守台灣、穩住本地研發與製造根基,才不致陷入全線出走的被動局面。
例如,ABF載板與高階封裝測試,這些環節與台積電製程密不可分,屬於供應鏈的共生型結構,為確保時效與協同效益,需隨主體廠移動。而中高階被動元件與音效通訊晶片,則屬於標準化、設計主導型產業,不需與先進製程廠緊密共存,保留在台灣反而可發揮規模與彈性優勢。高階散熱模組則處於兩者之間,其全球出貨模式具有一定區域彈性,仍可透過技術轉單與預組件策略,維持在台主體的可行性。
我們要做的,不是將所有產業「打包搬遷」,而是依據產業屬性與戰略可行性,謹慎分流、有序布局,穩住技術根本。
四、保台不能靠情緒,而要靠團結與產業實力
台灣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工廠不夠、技術不強,而是外界對台灣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感。自2016年起,台商回流顯著,製造業展現驚人韌性,但近年國際對「台灣風險」的過度渲染,已讓這股動能逐漸消退。從外資觀望,到企業撤資重佈局,「台灣危險論」正成為自我詛咒的溫床。
國防當然要備戰,不能讓敵對勢力輕易奪島;但更關鍵的,是要讓世界相信:台灣仍是可投資、可生產、可創新的安全空間。這正是「經濟保台」的核心精神。
每年台灣對中國出口近2000億美元的電子零組件,構成對岸製造體系的技術血脈。一旦斷供,整體生產、內銷市場與全球供應鏈都將受到衝擊。這種深度依賴,反而形成和平的槓桿,成為阻止戰爭爆發的制度性保障。產業在,我們就有底氣;供應鏈不動,台灣就不會輕易動盪。
五、保台三句話,不是口號,而是國家戰略的總綱
我們所主張的三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是未來保台戰略的行動路線圖:
1.「留住產業,就是保住台灣。」
只要核心產業根留台灣,我們就握有國家安全的戰略籌碼。
2.「讓世界越需要台灣,台灣就越安全。」當全球都依賴台灣供應AI晶片、5G關鍵零組件,就不敢讓台灣失控。
3.「內部團結穩定,才能抵抗外部壓力。」
不讓政爭與分裂成為外力干預的突破口,穩住信心,才能穩住產業。
這三句話不是激動的口號,而是深思熟慮後的政策主張。它們代表一種冷靜、穩健、可行的生存策略。我們不怕挑戰,但我們必須有方向、有定力、有共識。
隨著「對等關稅戰」正式開打,台積電屢被美國要求加碼投資,這已不再是單純的企業策略選擇,而是牽動台灣國安與產業命脈的重大訊號。我們真正憂慮的,不僅是台積電本身的布局,更是整體供應鏈是否將在壓力與誘因交織下,逐步被引導出走,導致台灣優勢產業根基出現結構性鬆動。
未來,留在台灣的廠商將面臨高稅率所帶來的競爭劣勢;而選擇赴美投資,則需承擔高成本與戰略依附風險。這不再只是某家企業的選擇問題,而是國家層級的整體戰略抉擇。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智慧與共識,來回答那個關鍵命題:保住產業,就是保住台灣?
一、「台積電為何赴美,從來不是可選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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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探討台積電赴美設廠及台灣產業布局的國家安全意涵。以下是相關延伸知識:
台積電的全球布局與外資持股結構:台積電目前除了台灣本土廠區外,在中國南京、美國亞利桑那州、日本熊本都有或正在建設廠區。根據最新資料,台積電的外資持股比例確實超過70%,其中北美投資者約佔總持股的40-50%,歐洲投資者約佔15-20%,亞洲(不含台灣)投資者約佔10-15%。這種高比例的國際資本結構使其面臨複雜的國際股東期望與壓力。
美國對台出口稅率政策背景:文中提到的「對等關稅」是川普提出的貿易政策主張,目標為對貿易逆差國家徵收與其本身關稅率相等的稅率。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美國對台灣的貿易逆差在2023年達到約570億美元,是美國前十大貿易逆差來源國之一。美國正考慮對多個貿易伙伴實施差異化關稅政策,這種政策在國際貿易法規範下具有爭議性。
半導體供應鏈的全球依存度:全球半導體產業是高度分工的生態系統。台積電雖在晶圓代工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市占率約60%),但關鍵設備與技術仍依賴多國供應商:荷蘭ASML提供先進光刻設備,美國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科磊(KLA)提供關鍵製程設備,日本東京電子(Tokyo Electron)提供薄膜沉積設備。EDA軟體工具則主要由美國新思科技(Synopsys)、楷登電子(Cadence)和西門子旗下Mentor提供。
台灣電子產業聚落的形成與特性:台灣的電子產業聚落是經過40多年發展形成的。新竹科學園區成立於1980年,台南科學園區與中部科學園區則分別在1996年和2003年設立。這些產業聚落特點是垂直分工精細、專業化程度高,且地理位置集中,形成高效協同創新體系。據工研院統計,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內公司間平均交貨時間不到24小時,這是其他地區難以複製的競爭優勢。
ABF載板與高階封裝產業的現況:ABF載板(異方性導電膜載板)是高階處理器封裝的關鍵材料,全球前五大供應商中有三家來自台灣(欣興、南電、景碩)。高階封裝測試領域,台灣日月光控股占全球市場約25%的份額,為全球最大封裝測試廠。這些產業與先進晶圓製程高度相關,技術升級速度需與晶圓廠同步。
台灣對中國半導體出口的經濟依存關係:根據台灣
近年來,台積電赴美設廠引發大量政治爭論,尤其川普重返政壇後,在野黨將此視為執政者「放任出走」的證據。然而,這種批評往往忽略了地緣現實的本質。台積電的外資持股超過七成,關鍵製程技術與設備依賴美國所供應,無論是EDA工具、先進封裝技術,或是光刻設備,皆受制於美方政策。
若拒絕配合,美國完全有能力一紙命令切斷技術供應,這不是任何政黨可以左右的選項,而是台積電在全球地緣經濟架構下的「技術人質」處境。與其爭論誰讓它出走,不如問:下一波會被帶走的,是哪些?
二、不只是台積電,還有整批產業群被逼著出走
台積電的出走只是開端,真正需要警覺的,是其所牽動的一整組產業聚落。與其同步移動的,首先是高度仰賴台積電製程的封裝、測試、載板與設備供應商。這些上游支援產業若無法貼近主廠設施,將難以達到技術協同與時效同步,形成競爭劣勢,故不得不一起赴美設廠。
但更大的風險來自另一批並非台積電體系的電子產業領域,包括高階散熱模組、中高階被動元件、音效與通訊晶片等。這些台灣長年培養出來的全球領先產業,雖未與台積電形成直接共生關係,卻同樣受限於整體出口稅率與國際市場競爭條件。一旦失去價格優勢,又無法獲得美方赴美投資的補貼或豁免待遇,便可能逐步被逼往美國發展,形成連鎖外移效應。
2025年,美國以「對等關稅」為名,對台灣課徵32%的出口稅率,遠高於韓國的26%與日本的24%。台灣對美順差雖比日本多27%、比韓國多12%,卻在稅率上被課以遠高於兩國的負擔。這種差距已讓台灣在與日韓的出口競爭中處於劣勢,美國此舉不僅是平衡貿易,更可能是策略性手段,藉由稅負壓力迫使台灣產業放棄本土優勢,轉而配合其再工業化與供應鏈重構計畫。
這種趨勢之下,無論是台積電的技術生態系、還是非關聯的高附加價值產業,都已站上「不去難生存,去了難回頭」的十字路口。
三、五大產業聚落的戰略分流:誰應去?誰應留?
我們有必要重新盤點五大電子產業聚落的國際競爭結構與與台積電的關聯密度,進行戰略分流與定位。部分產業確實需要與台積電同步出海,但更多產業應設法堅守台灣、穩住本地研發與製造根基,才不致陷入全線出走的被動局面。
例如,ABF載板與高階封裝測試,這些環節與台積電製程密不可分,屬於供應鏈的共生型結構,為確保時效與協同效益,需隨主體廠移動。而中高階被動元件與音效通訊晶片,則屬於標準化、設計主導型產業,不需與先進製程廠緊密共存,保留在台灣反而可發揮規模與彈性優勢。高階散熱模組則處於兩者之間,其全球出貨模式具有一定區域彈性,仍可透過技術轉單與預組件策略,維持在台主體的可行性。
我們要做的,不是將所有產業「打包搬遷」,而是依據產業屬性與戰略可行性,謹慎分流、有序布局,穩住技術根本。
四、保台不能靠情緒,而要靠團結與產業實力
台灣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工廠不夠、技術不強,而是外界對台灣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感。自2016年起,台商回流顯著,製造業展現驚人韌性,但近年國際對「台灣風險」的過度渲染,已讓這股動能逐漸消退。從外資觀望,到企業撤資重佈局,「台灣危險論」正成為自我詛咒的溫床。
國防當然要備戰,不能讓敵對勢力輕易奪島;但更關鍵的,是要讓世界相信:台灣仍是可投資、可生產、可創新的安全空間。這正是「經濟保台」的核心精神。
每年台灣對中國出口近2000億美元的電子零組件,構成對岸製造體系的技術血脈。一旦斷供,整體生產、內銷市場與全球供應鏈都將受到衝擊。這種深度依賴,反而形成和平的槓桿,成為阻止戰爭爆發的制度性保障。產業在,我們就有底氣;供應鏈不動,台灣就不會輕易動盪。
五、保台三句話,不是口號,而是國家戰略的總綱
我們所主張的三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是未來保台戰略的行動路線圖:
1. 「留住產業,就是保住台灣。」
只要核心產業根留台灣,我們就握有國家安全的戰略籌碼。
2. 「讓世界越需要台灣,台灣就越安全。」
當全球都依賴台灣供應AI晶片、5G關鍵零組件,就不敢讓台灣失控。
3. 「內部團結穩定,才能抵抗外部壓力。」
不讓政爭與分裂成為外力干預的突破口,穩住信心,才能穩住產業。
這三句話不是激動的口號,而是深思熟慮後的政策主張。它們代表一種冷靜、穩健、可行的生存策略。我們不怕挑戰,但我們必須有方向、有定力、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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