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蛇的貝聿銘：跨越世紀的建築傳奇 (二)

（金字塔外框和思義教堂模型。圖片來源：林貴榮攝） 路思義教堂（1954–1963） 我走入路思義教堂展場內，置身於超大模型之中。教堂的四片彎面外殼向上收攏，形成一道如同一線天般的天窗，燈光自天窗灑下，令人倍感溫暖。在周圍樑柱結構的建築物映襯下，這天窗顯得格外醒目，讓我心生親切之感。 在上海華東大學 （HuatungUniversity，1946-1948，未建成）展場有幅〈上海華東大學案；設計：貝聿銘及聯合建築事務所〉，《國際建築—當代建築月刊》，第19期（1952年7月），25頁。 （上海華東大學案，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貝聿銘文件，圖片來源：林貴榮攝） （上海華東大學寄宿舍，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貝聿銘文件，圖片來源：林貴榮攝） 展埸標示的說明如下： 1949年後，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計劃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籌建一所大學。時任董事會秘書長的芳衛廉（WilliamP.Fenn）委託華東大學項目，並在其指導下於1955年在台灣創立了東海大學。在展望聲明中，芳衛廉提出，希望東海大學的建築設計能夠體現「適合福爾摩沙（台灣）的現代建築」。由於公開徵集的設計提案未達理想，芳衛廉最終改為邀請時任評審的貝聿銘親自擔綱設計這座佔地140公頃的校園。當時，貝聿銘仍任職於紐約齊氏威奈（Webb&Knapp）公司，因此邀請了兩位曾追隨華特·葛羅培斯（WalterGropius）學習並工作的華人建築師——張肇康與陳其寬——參與項目，負責設計與建造細節。 （東海大學校園設計圖中對於四合院量體的早期研究，約1954年，貝考弗及合夥人事務所提供，圖片來源：林貴榮攝） 陳其寬家族提供在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的陳其寬早期繪圖，約1956年。 圖片標示：1954年4月，貝聿銘開始從紐約督導東海大學初步設計的進展，直至1956年張肇康和陳其寬才來到台灣。 策展人之一的王蕾以台中東海大學的設計為例曾說道：「許多台灣學者認為貝聿銘根本沒有參與設計，因為他當時身處美國，認為整個設計過程主要由陳其寬和張肇康負責。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儘管貝聿銘身在紐約，他仍高度投入校園設計的每個環節。他招攬了華人建築師陳其寬和張肇康，並派遣他們前往台灣，但從早期的研究到後期的建造細節，貝聿銘都直接參與。我們找到的繪圖和書信記錄，全部保存在紐約的貝聿銘事務所（貝考弗及合夥人事務所），這些文件顯示，在陳其寬和張肇康抵達台灣之前，他們已經與貝聿銘一同投入設計工作。台灣有人說他沒有參與，但事實是，他確實參與了。這樣的說法並不公允。」 我不禁想起，同為1917年出生、生肖屬蛇的王大閎在文章《一位最傑出的同學被一貝聿銘》中所描述的內容： 「一天上午，葛羅培斯忽然約IM（王大閎稱呼貝聿銘）和我討論問題。由於美國基督教育基金會決定在中國東部建立一所華東大學（後改設在台灣，易名東海），該會決定讓他規畫設計。葛羅培斯最厭惡別人批評他的設計國際性高，缺少地區風格和色彩，所以希望他兩個中國學生能指出中國建築的精神，以作爲他設計的依據。事過多年，這件工程不知爲何最後竟落在IM手中。這事當然使葛羅培斯極不愉快。 這位爲了理想而不擇手段的同學因東海大學設計案來台，在台北逗留兩天。貝建築師非常重視東海大學的規畫和設計。良機難得，這是他第一次抓到機會在祖國實現他理想中的現代中國建築。他用心規畫成一所完美的現代中國式學府——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東海大學。 不幸，這類新中國式建築得不到基金會的青睬，他們要的是西式高層樓房，因此雙方意見不一，無法達成協議。後來，基金會請來兩名顧問：德波賽（deBeausset）夫人和我。我們兩人都讚同貝建築師的構想，並强調，建在國土上的房屋，尤其是教育機構，應以建築形態來表現自己的文化。最後，我們果然說服了該會的主持人。 東海校舍工程竣工後，基金會又計畫在校區中央建立一座禮拜堂。他們仍委託原建築師設計。IM在紐約事務所完成了這項設計，再來台時，他帶了件很美的模型。我極欣賞他特的造型。第二天，他親自將模型提往台中，參加東海大學的adhoc（拉丁語特定專案）會議。當日，他回台北，和我在火車站附近的中國飯店晤談。我預料基金會一定不會喜歡那種獨特造型，他果然說基金會非但没有通過他的設計，還堅持要他重新設計。他當時内心的挫折之苦可想而知。但他仍面帶笑容地用英語對我說：「我向基金會表示，如果他們一定要我redesign這禮拜堂，我要求立刻re-sign。」 王大閎表示暗下佩服他的同學貝聿銘急智和口才。redesign（重新設計）和resign（辭職）僅兩個字母之差，而意義卻有天地之別。 （本文作者林貴榮為法國國家建築師、巴黎UPA9建築博士、前板橋市副市長、1990年全國十大傑出青年得主、前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