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學者Alan I. Abramowitz and Steven W. Webster兩人認為,過去40年來美國投票行為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的興起,選民對敵對政黨負面的情感,可以強化對於所屬政黨的忠誠,不需再用政策訴求與施政表現。負面黨性源自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也就是一個人對某團體的歸屬感,會影響個人的情緒、態度與行為。同一團體的成員會彼此偏袒(in-group favoritism),忽視對團體不力的訊息。對團體之外的人則具有敵意或偏差(outgroup hostility),無法理性對待他們。如果把民眾社會認同的對象,從種族、社會團體等換到政黨,這就形成我們所說的「負面黨性」,用非學術性的話來說,就是對政黨的「仇恨值」。
台灣不是例外案例,美國學者Shanto Iyengar等人發現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說對方虛偽、自私、思想封閉,都不願意進行跨黨派交流。Marc Hetherington and Jonathan Weiler兩人稱當前美國的政黨政治,有如「共和黨來自火星,民主黨來自金星」,使得「政治氣氛已經惡劣到讓他們(共和黨人)覺得票投民主黨就像是在叛國一樣」。根據加拿大學者Mike Medeiros and Alan Noël兩人的研究,他們以美國、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四個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分析負面黨性、團體認同、意識形態、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發現負面黨性並非單純只是政黨認同的對立面,而是擁有自己的結構與模式,能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投票給某一政黨的決定,不僅取決於一個人長期以來對該政黨的認同,而且,還取決於他對敵對政黨是否有著強烈的負面看法」。Nicholas J. Caruana等人分析加拿大2008和2011年的選舉,發現負面黨性會降低選民投給討厭政黨的機率,同時也影響投票率和政治參與程度。德國學者Sabrina J. Mayer 分析歐洲17個多黨制國家,結果發現負面黨性確實會影響歐洲民眾的投票行為,不管是兩黨制或多黨制國家,選民對其他政黨的敵意,確實對選民的投票行為有獨特的解釋力 。
如何有效測量負面黨性?
Nicholas J. Caruana等人使用兩個標準作為判斷選民負面黨性的依據,第一個是在政黨情感溫度計上給予該政黨低於50分的評價(總分100分);第二個是選民回答「絕對不會投票給它」(該政黨)。當滿足以上兩個條件,即可認定該選民對該政黨有「負面黨性」。選民回答「絕對不會投票給它」代表對於該政黨的不支持,但不支持特定政黨有許多原因,不一定全然是厭惡的緣故。因此,同時採取這兩個條件來判別負面黨性,更能捕捉到負面黨性的真實樣貌。
本文依據Nicholas J. Caruana等人的測量方法,但採取更嚴格的標準。我們將負面黨性的操作型定義為:對該政黨對該政黨情感分數在 3 分以下,且絕對不投該政黨。台灣有三個主要的政黨,首先我們將民眾對某政黨分為兩種不同反應:「討厭」(即負面黨性)與「不討厭」(即沒有負面黨性)。其次,依據選民「討厭」與「不討厭」對三個政黨的組合,就可歸類出對三大政黨具負面黨性的比率。(請參考表1)
依據上述的研究方法,資料顯示台灣社會負面黨性的氛圍非常高。圖1顯示高達43.95%的人對民進黨具有負面黨性,國民黨和民眾黨稍微低一些,但也超過三成,分別是34.67%與30.9%。把對三個政黨負面黨性的人累計起來(排除重複計算),目前台灣社會有高達81.37%的人,對三大政黨具有負面黨性,沒有負面黨性的人不到兩成。誰該負責?美國Louisville大學政治學系Adam M. Enders助理教授,在2021年發表一篇研究報告。他認為政治菁英要對民眾的政黨情感極化負最大責任。美國政治菁英政黨情感極化程度,比一般群眾更加嚴重。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下,美國民眾的情感極化是被政治菁英拉著走。台灣與美國情況非常類似,我們每天在新聞傳播媒體或政論性節目所看到的,都是政治人物不斷在攻擊、謾罵、羞辱對手,無形之中也影響到一般民眾的政治態度。